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入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长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长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 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长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洪河经舞钢市、舞阳县、西平县、上蔡县、新蔡县进入淮河，全长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舞阳县城的生活污水也进入洪河。
污水在洪河流淌了二十余年，洪河岸边已成了癌症高发区，村民严重受害， 村民为了治病，倾家荡产，最终是人财两空。
沿着洪河流域两岸的村庄采访，污染触目惊心，沿途的村民深受其害。改革开放后，农民解决了温饱渐渐有点积累，二十年的污染，又使他们一贫如洗。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多少家庭债台高筑，有多少青壮年娶不上媳妇，有多少青少年放弃学业出门打工，一个个悲剧不断上演。
地下水污染正在整体恶化
在马军看来，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长期被忽视，地下水污染情况比地表水更加严重。“如果说地表水污染整体不容乐观，局部有所改善的话，地下水污染则是整体处于恶化的趋势。”
今年“两会”，环境问题被提及的次数前所未有地频繁，“中国水危机”一词终于从民间、专业领域，变成“两会”焦点。
引爆此轮环境讨论的，除了频繁出现的严重雾霾，还有网友举报潍坊企业向地下非法排污事件。
有一些数据，虽然早已进入中小学课本，但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因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被淡忘：中国是全球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中国拥有全球20%的人口，但淡水只占全球的7%。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还要低12个百分点。
过去有一种观念是，发展经济必然要牺牲环境，而水污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现象。但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水的关系已经陷入恶性循环，水资源短缺将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水污染带来的健康代价，也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
中国水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与空气治理一样，要想让水质得到改善，需要漫长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必然还会遇到阻力。
不只是潍坊
2月11日，一条内容为“山东潍坊许多企业将污水排到1000多米深的水层污染地下水”的微博被网友热情转发，虽然举报消息并没有附带确凿的证据，但更多人“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态并不奇怪，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不少人在网络上感慨自己的老家青山绿水不再，儿时戏水的小河如今色如酱油。水污染随处可见，公众对水污染的忧虑，早已积聚在胸。
举报出现后，潍坊市环保局很快于2月15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和市属各开发区实施全面拉网式排查，截至2月17日，排查企业715家，暂未发现帖文反映的问题。有网民质疑，两天排查715家企业，简直是“神一般”的速度。
有媒体将这样的质疑抛给潍坊市市长刘曙光，他回应称，“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讲，排查是严谨、深入和细致的。”刘曙光说，目前尚未发现有地下水污染问题。
网友的举报未被查实，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企业向地下排污的情况。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多年关注中国水污染问题，十多年前根据对水污染的调查，出版了《中国水危机》一书，如今，“水危机”这样的提法已经从民间走向高层。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各地环保部门查处的水污染违法案件会被汇总，制作成“中国水污染地图”向公众公布。
马军告诉《新民周刊》，像举报者所称向1000多米深层故意排放污水的情况，目前在环保部门记录中暂时未见，但是，企业通过渗坑、渗井排放污水的案件，已有多起被环保部门查实。除了工业排污，还有一些北方农村，将生活污水排入渗坑，让污水自然渗入地下，这样的方式甚至还被当做一种污染处理办法。此外，在西南地区，也有企业通过溶洞等特殊地形排污的违法记录。
举报风波中，有人提出国外有一种污水处理技术就是向深层地下排污。对此马军解释说，西方一些国家的确尝试过深井灌注排污的技术，但这个技术的使用需要苛刻的条件。比如，深井灌注区要有特殊的地质条件，灌注的岩层高度封闭、高度稳定，实施这样的技术还要配备法规，要有长期、严谨的调研和论证。况且，即便在发达国家，深井灌注也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技术。
关于潍坊对这次网友举报的处理，马军认为未能显示出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诚意”。“潍坊应该借这次机会，排查企业向地下排污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查有没有1000多米的深井排污。”
恶化的地下水
山东省聚集了众多高能耗企业，废污水的排放量和危险废弃物产生量居全国前列。是拥有最多国家监控的重点污染源企业的省份之一。
“其实我们比网民更关注当地生态环境。”刘曙光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不过，公众有理由怀疑官员们的诚意，潍坊的处理方式，与过往众多环境事件后地方政府的表现类似，地方政府更急于撇清责任，而不是开展治理。
在马军看来，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长期被忽视，地下水污染情况比地表水更加严重。“如果说地表水污染整体不容乐观，局部有所改善的话，地下水污染则是整体处于恶化的趋势。”
与肉眼可见的河流、湖泊相比，地下水无法被普通人观察到，而官方对相关调查数据的公开又非常鲜见。但对于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来说，由于部分饮用水来源于地下水，地下水水质与居民健康紧密相关。
